倘若你走在北京的街头，随便地去问一个老北京：“什么是琉璃?”他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：“这就是故宫、天坛那些个宫殿顶上的琉璃瓦呗!”
在中国老百姓中，这样的看法还是很普遍的。但是，究竟为什么大家要把建筑用的釉陶砖瓦叫做“琉璃”呢?虽然陶瓷和琉璃同属硅酸盐类物质，但它们毕竟差别太大了。关于这一点，《古今瓷器源流考》中说得就很清楚：古昔琉璃本属金石之类……今之琉璃则系熔化药石，制成釉彩，施于陶器。因其光华润泽，遂以是名之耳。
这里说的是琉璃和琉璃瓦在名称上出现混乱的原因。然而，这种混乱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?笔者特别注意《隋书*何稠传》里的一段记载：何稠，字桂林，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。父通，善斫玉。稠性绝巧，有智思，用意精微……开皇初授都督，累迁御监府，历太府丞。稠博览古图，多识旧物。波斯献金绵锦袍，组织殊丽，上命稠为之。稠锦既成，逾所献者，上甚悦。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，匠人无敢措意，稠以绿瓷为之，与真不异。寻加员外散骑侍郎。
何稠确是个聪明人，他仿造的“金绵锦袍”竟比原物还要好。但他以绿瓷来充琉璃，却只能做到外观上的相似，借以博得文帝杨坚一时的高兴，他自己也因此而加官晋爵。这件事说明当时社会上确是“久绝琉璃之作”，大家对琉璃为何物早已生疏淡忘，所以还觉得何稠用来充琉璃的绿瓷“与真不异”。其实，这用来充琉璃的“绿瓷”，正是后来琉璃砖瓦的滥觞。如果认真地说起来，何稠就是开皇至今一千五百年来琉璃名称混乱的始作俑者。
隋代是否出现了釉陶砖瓦并用以营建宫殿，笔者未能详考，但到了唐代确是出现了，近年对西安的唐大明宫遗址的发掘，就出土了不少蓝、绿色的釉陶砖瓦，有的还塑有莲花纹样，十分精致。杜甫诗《越王楼歌》有句云：“碧瓦朱甍照城郭”就是当时宫殿建筑采用了釉陶砖瓦的真实写照。另一位唐代人崔融在《嵩高山启母庙碑铭》中，已直接用了“琉璃之瓦”这个名称：架回廊于木末，仙人在栋，玉女临窗。周施玳瑁之椽，遍覆琉璃之瓦，赤玉为阶，黄金作门。
这段铭文虽然能看出作者在刻意铺陈，难免有言过其实之处。然而，启母庙上覆釉陶瓦，而且当时已称其为“琉璃瓦”这一点，还是殊可凭信的。
宋代，釉陶砖瓦的烧造技术和产量都有很大提高。宋人李诫编著的《营造法式》，详尽地记述了当时烧造釉陶砖瓦的原料配方、生产工艺、产品规格和耗料标准等。他在书中也称釉陶砖瓦为琉璃砖瓦。从开封出土的北宋佑国寺琉璃塔遗址的实物标本，就能充分显示出那时釉陶砖瓦应用技术的进步。
北宋的京城是这样，当时外国的情况如何呢?北宋范成大曾奉旨出使金国，回朝后著《揽辔录》记述其在金国所见：两廊屋脊皆覆以青琉璃瓦，宫阙门户即纯用之。
可见金国的宫殿也用釉陶砖瓦覆顶贴墙，而两面长廊则仅以覆脊，物力所限故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和唐代一样，宋代人也称“琉璃瓦”，而不像近代北京人那样简称为“琉璃”。
在元世祖忽必烈还没有入主中原的时候，就于中统四年置“琉璃局”，专司监造釉陶砖瓦之事。当蒙古人刚刚进入北京的至元元年，也曾大兴土木，营建那片我们今天称作“元大都”的宫殿，遂从山西榆次召来善制釉陶砖瓦的赵氏家族入京烧造。稍后，又于前至元十三年建“大都四窑场”，其一就是“琉璃窑”，隶属于当时的“少府监”。这些史实都见于《元史》。不过，蒙古人所用的“琉璃瓦”，颜色较为特别。《揽辔录》中说金国宫殿用青色琉璃瓦；现在所见到的清代故宫所用，以黄色为贵，蓝、绿次之。而蒙古人有自己的特殊礼制和好尚，他们的宫殿是用素白色的琉璃瓦覆顶，远处望去，就像草原上的那些蒙古包。
大都四窑场为首的官员叫“提领”，为从六品衔。“琉璃窑”的为首官员也是从七品。而当时宫廷“将作院”中专司监造琉璃之品的“玉局”，其为首的官员仅为从八品!由此官衔的低微，可见琉璃之品的生产在元代宫廷中远不及琉璃瓦的烧造更为重要。
明朝自永乐迁都北京之后，宫廷烧造琉璃砖瓦的窑场规模更大。不过这时宫廷中已经没有元朝的“玉局”那样的专门监造琉璃品的机构，宫廷所需琉璃之品，改由“内官监”派员在山东青州府颜神镇监造提供了。
清兵入关之后，女真人照例要大兴土木，烧造琉璃瓦自然也是当务之急。于是在内务府造办处之下设置“琉璃厂”，专司琉璃砖瓦之烧造。其厂址仍在元大都四窑场和明代琉璃窑场的旧址海王村。从此，这里的地名就叫“琉璃厂”，也就是现在北京那条有名的“文化街”。后来，大概是康熙皇帝发觉琉璃厂的砖瓦窑对北京城“生态环境”的严重威胁，很不利于“环境保护”的缘故吧，所以下令将琉璃厂从海王村迁到了京西门头沟的刘李渠村。这样一来二往，刘李渠村终于被人们称作“琉璃渠村”了。
琉璃厂虽然搬走，但仍是造办处下属的一大机构。所以康熙三十五年玄烨传旨要造办处设一新厂专门制造琉璃之品时，只得避开“琉璃”二字而取名“玻璃厂”。此时，北京人早已把琉璃瓦简称为“琉璃”了，琉璃之名终为釉陶砖瓦所夺。
